进一步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内贸成本，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K、劳动L、出口E共同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而资本形成比例已经达到50%，出口占全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15%，即使是要维持现有的水平都已经非常困难，遑论还要进一步快速增长。由此可见，过去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种模式下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不足。

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9月，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国际市场的拓展空间越来越被压缩时，希望能更好地发展国内市场，这也成为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思路。

第一，省际贸易规模的估算结果显示，省际贸易壁垒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现阶段仍处于上升阶段。我们的研究发现，按照流入流出的双向计算，1992~2019年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内贸易从8.69万亿元增长到438.83万亿元，省内贸易从6.21万亿元增长到315.89万亿元，省际贸易从2.48万亿元增长到122.94万亿元，国际贸易从0.91万亿元增长到31.32万亿元。1992~2019年，国际贸易占国内贸易的比例从1992年的10.50%上升至2006年的16.66%，随后逐渐下降到2019年的7.12%。换言之，相比于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我国现阶段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现实经济依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省际的贸易联系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00年前后省际贸易占国内贸易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下，2010年前后上升至40%左右，2012年最高达39.42%，2019年下降到28.02%。因此，国内贸易依旧以省内贸易为主，最近十年，省际贸易比例在不断下降，反映了我国省际贸易壁垒较高。

第二，要素市场一体化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使得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一旦进入存量博弈时代，“块块竞争”很容易演变为“块块保护”。过去四十多年，以出口导向政策为基础，随着以劳动力市场不断放开为代表的要素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生产要素低成本成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以官员锦标赛和财政分权为核心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得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然而，最近这些年，作为支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块块经济”一直存在着区域性、结构性矛盾，严重阻碍了我国一体化竞争性市场的形成，破坏了市场竞争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难以培育新兴高端产业集群。结构转型时期，我们亟待打破地方政府间过度的“块块竞争”，而专注于“条条打通”的通道建设，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打造全国一体化的竞争性市场，提高企业和产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服务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当存在内贸成本与外贸成本的比较时，各地区和各企业会倾向于向贸易成本较低的地区发展贸易联系。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放开，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沿海地区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也形成了巨大的先发优势。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背景下，东部地区同时面临较高的国内贸易成本和较低的国际贸易成本，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大力发展外循环体系才是最优选择。尤其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广东五个沿海省份的国际贸易成本显著低于省际贸易成本，市场分割加剧时凭借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可以通过进行独立“外循环”来平稳经济发展。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国际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且省际贸易成本显著高于国际贸易成本，面临较强的国内市场分割，其他地区不得不依靠“内循环”发展地区经济。

总结而言，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要素市场一体化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而随着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越来越高，要素市场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这种模式带来的福利效应相对下降，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由此，块块竞争开始向块块保护过渡，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现象开始出现，并有加剧趋势。当国内地方保护不断加剧，国内贸易成本不断上升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形成外循环体系就成为最优选择。因此，就需要进一步打破地方保护，形成统一畅通的国内大市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杨汝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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